孔子是在具体的人生情境中，以义处命，由严谨的道德生活不断净化个人心灵。

至于东方虽然在古代发明了一些东西，然而没有继续努力，以故仍在落后的手工业时代，而西方老早就利用电机与电气了。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胡适 吴宓 中西文化观 。

这才是东西文化真正的区别了。为此课余时间经常进行切磋、研究。[18]（三）、整理国故与少传人文以上所述是胡、吴二人的中西文化的基本观点。所以，有的人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起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全盘西化派，是现代中国全盘西化主张的始作俑者，这是不恰当的。（一）、新文化运动中西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争议概况及其实质新文化运动中的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生活在相同的文化氛围和历史背景下，因而颇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年龄构成上，除陈独秀、梁启超等个别人物外，他们一般都出生于1890年前后，经过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五四时期刚好三十岁左右。

胡适认为，中西文化是大同小异的，并提出了有限的可能说。他指出：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1](119)。

作为儒家思想发展的新阶段，阳明心学也高度重视儒家的人伦之道，以此作为公私生活的教条,并将其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具体规约在伦理实践中予以推行。[1](61)王阳明认为要真正教天下,构造理想的社会秩序，实现良好的社会生活，需要社会成员发挥圣人之心，以万物一体之仁作为教义，使人人都具有圣人之心的良善德性和高贵品质，真正树立起万物一体的观念，以同一性、共通性来看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将天下之人当作自家之人，对所有人都欲安全教养之,这样或可再次实现三代之治。日常人伦是儒家最为重要的标识，也是儒家式公私生活建设的核心所在，历史上儒佛之辨的焦点常常集中于是否应该坚持儒家的日常人伦。这就如同礼能够矫正人在生活中的不当言行一样，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阳明心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个体的能动性，但同时依然尊重和遵守儒家五伦的规范，将人的公私生活限定在礼教人伦思想的范围内，并为此进行了一定的社会实践，这是阳明心学对传统礼教的继承和发扬，也从生活秩序层面落实了礼教精神。正是由于圣人的立教垂范，三代之世的良好社会生活才得以确立，天下才实现了由乱到治。

以礼乐教导童子，是礼乐文明代际相传的重要途径，在《教约》中，王阳明对如何进行礼乐教化进行了详细论述：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良知依照人的道德意念而展现，有一定的灵活性，而礼的教条则相对固定化和程式化。王阳明将良知当作包治百病的良药，认为良知可以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伦理指南，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

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但是，在激进的社会思想运动之后，如何更加全面地认识礼教，并将礼教放到其相应的时代背景下予以审视，依然还是一个有待深化的学术问题。[1](7)王阳明认为，礼就是理,日常生活中的合乎礼法的行为即是合乎天理的行为，他进而认为文是理或礼的表现。[1](664-665)由上可见，乡约的目的就是以人伦建设推动乡村公私生活的良善化，使得乡村伦理符合儒家的理想。

结语阳明心学的理论关注核心点在于心体与良知，要义在于将儒家的道德原则与规范予以内在化，改变天理外在化所带来的心与理的分裂，从而保证人们能够在生活中真切地体认这些原则和规范，将要我做转化成我要做,以此来保证儒家价值的实在化。 众所周知，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礼教一词便声名狼藉，多被视为固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束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教条。

在阳明心学的视阈中，良知在人的塑造和自我成就的过程中不可或缺，是人能够过有道德的生活并在日常生活中有所依傍的前提。《南赣乡约》的规条主要内容有十六条，大致包括：乡约作为社会基层组织要有完整的组织机构。

礼是人们约束自我并参与公共生活和治理社会的外在规范，良知则能够成为人们参与公共生活和治理社会的内在根据。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本文试图对阳明心学所展现的礼教精神予以揭示和分析，以此来调整和深化对于传统礼教的认识。[1](971)换言之，虽然礼乐的本原在于心体，但在现实治理中，礼乐之教具有实际的必要性，能够改善社会风俗。

礼及其精神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不因社会地位、生活空间的差异而有所取舍。王阳明心学对于礼教精神的落实，可以从心性秩序、生活秩序和文明秩序三个角度来予以看待。

礼以一种外在规范的形式来评价与矫正人的不当言听视动，王阳明所倡导的内在良知也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可见，依照良知而行与依照礼而行，在实质上都是在落实儒家所尊崇的价值信念，其实质都是使儒家的伦理价值成为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信条或规范，区别在于，良知教强调人按照自身心性本有的信念活动，而礼教则强调人按照外在的规范活动。

[1](24)也就是说，心学、良知学不是要抛弃儒家传统的礼教、礼治中的礼乐因素，而是要先讲明心体、良知，在此基础上，王阳明也认为：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薰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愤怨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责。

而儒家则不然，儒家正面对待父子、君臣、夫妇的人伦，以本然的天理应对人伦，当仁则仁，当义则义，当别则别，物来顺应，没有被人伦之相所困，毫无私心杂念，只是顺着天理而为，从本质上看，却是没着相的一种自然顺应。与之类似，礼教思想的精义也在于依照礼就能促进人们端正自己的行为，从而辨别是非，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儒家礼教的秩序精神、是非准则、善恶标准内化为自我的道德意志、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以良知的形式成为人之为人的本体，就此而言，以礼为教在心学中就成了以良知为教。

从思想内容上看，阳明心学强调以良知为教义，将儒家伦理规范内化为个体自我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理性，主张服从儒家的价值观念实际上是对自己心之本体的尊崇，说明了礼教并不仅仅是僵化的教条，它也蕴含了人的道德自主性。人们依照良知来处世行事，良知认同的为是，违背良知的为非，依照良知就明白了是非，因此良知就具有了教条、教导的意义。

[1](100-101)在王阳明的设想中，礼乐教化的实质是教以人伦，所以他认为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让受教者意识到人伦道德的重要性，比如说，要通过教者和受教者爱亲敬长之心有没有懈怠以及是否真切?温凊定省之仪有没有做到以及是否周全?往来街道之步趋礼节有无放荡和不检点之处?言行心术是否有欺妄邪僻，是否做到了忠信笃敬?对于这些人伦道德的问题，童子们务必要如实回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此日常提撕来促使孩童强化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人伦意识。推广良知之教，是礼教精神的教化工作在心学中的具体体现。

按照儒家的设想，礼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处处发挥作用，人无论贫贱还是富贵，都要恪守礼教，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

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南赣乡约》既是阳明心学为了破心中贼而进行的制度建设，同时也是儒家以礼教精神来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体现。一、心性秩序：良知的礼教功能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观念。为了恢复理想的教育方式，王阳明强调，社学教育儿童的方式应该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

人所具有的良知是一切造化的精灵，天地鬼神等一切高远、玄妙的所在皆因良知而有意义，良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意义世界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要利用百姓的自我约束和人伦建设以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构建良善的乡村社会，以避免匪患再起，巩固军事行动的成果。

[1](664)同时《乡约》还指出，人的善恶只在一念之间，人之善恶为心所驱使，因此要通过教化人心来影响人为善去恶，而乡约可以借用外在力量的形式劝人向善，使人们通过修身而心存善念，以善待人，如此，乡间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貌自然会形成。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 注释：1关于王阳明崇礼的具体表现,陈力祥教授对此有较为翔实的论述,参见陈力祥:《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贵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